初闯北美的新中国使节——忆我的外交生涯中担任使馆秘书的日子
在三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我有幸担任了相当长时间的使馆秘书工作，也有幸亲历和见证了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往事如烟，却令人难以忘怀。把这些有意义的事情和心得写出来，与从事外交秘书工作的同志分享。
▒ 1971年6月，董必武代主席接受加拿大首任驻华大使柯林斯递交国书后合影。图源：《新中国老外交官影像集》
1970年10月，中国同加拿大建交。
1971年9月，我国开始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建立使馆，我与夫人奉命去加拿大参加建馆并在那里工作，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9月21日，我们怀着激动而又新奇的心情，乘法航班机赴任，途径埃及开罗和法国巴黎，踏上了加拿大的国土。在渥太华，有七八个同事已先期到达。黄华大使任命我为新闻秘书、使馆的发言人，主管公共关系和文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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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加拿大后我们遇上的第一件大事，是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表决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的提案。
▒ 表决结果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图源：《外交风云》
表决前，我们早早地围坐在电视机前，屏住气息，眼睛紧紧地盯住屏幕，心脏随着表决的绿灯（赞成）、红灯（反对）、黄灯（弃权）的闪亮而跳动。
随着计票牌上绿灯不断增多，我们心中希望的火焰越烧越旺，热血喷涌沸腾。最终的表决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随之，联合国会议大厅欢声雷动，窃据中国人席位二十多年的蒋介石集团的代表灰溜溜地退出了会场。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令我们激动不已，热泪盈眶。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二十多年来对新中国的压制、封锁和扼杀彻底失败了，从此，中国人民昂首阔步地登上了联合国这个重要的国际政治舞台。
▒ 1971年11月9日，中国代表团启程前往纽约。图源：《外交风云》
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立即派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大会议。副外长乔冠华任团长，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改任常驻联合国代表，为副团长，并派以高粱同志为首的先遣组先期赶赴纽约联合国总部。
由于与联合国隔绝长达二十多年，这次先遣组工作的复杂和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考虑到这些因素，黄华大使决定派我和商务处的一位二秘带上生活用品和慰问品赶赴纽约协助先遣组工作。
当时我国同美国尚无外交关系，美国驻加拿大使馆给我们签发了另纸签证，我们拿到签证后就马上出发。使馆的司机班长开着车在前，我手持地图坐在旁边指点道路，商务处二秘自己开一辆车跟在后面。我们的路线是从渥太华往东经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然后再向南进入美国。
本来有一条平坦笔直的高速公路，一般8小时左右即可到达，可是我们却用了15个小时！这是因为美国当局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不让我们在最近的边境口岸入境，而是指定远在东海岸边的入境点入境，我们就不得不离开高速公路，走上弯弯曲曲、颠簸不平的普通公路，边走边问。
这样，我们凌晨6时出发直到晚上10点多钟才到达先遣组的驻地纽约市中心的罗斯福饭店。当我们抵达饭店时，先遣组的同志像盼到了救兵一样高兴地叫了起来。
▒ 中国代表进入联合国会议现场。图源：《外交风云》
次日，我们立即投入到迎接代表团的各项准备工作中，逐项落实代表团的生活和工作安排。友好国家的代表也积极协助，有的帮助租车，有的帮忙对外联络，我们有了困难他们也会帮忙出主意、想办法。
代表团抵达纽约当天，我们分成两组，大部分先遣组人员去机场迎接，从驻加使馆来的人和个别先遣组人员则留在饭店迎接。
我们刚刚同饭店经理谈好代表团抵达后生活安排的每个细节，代表团的车队就到了，赶紧出大门迎接。这时饭店对面人行道上，一大批亲蒋反共分子举着标语示威，纽约市警察则毫无表情地站在道路两旁。
当乔冠华团长下车时，我和商务处二秘立即上前一左一右护卫着他进了饭店，上了我们早已控制好的电梯，黄华等其他代表团成员也鱼贯而入，迅速安全地进了房间，示威者在一阵喧嚣之后也悻悻散去。
当晚，美国各大电视台都报道了我代表团抵达时的情景，还特意指出“从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来了两位安全官”。
时值联合国会议期间，代表团立即投入工作。我们每个人都处于高度紧张和极度兴奋之中，大家团结战斗，互谅互让，一切矛盾和难题都迅速得到了解决。
罗斯福饭店地处闹市，晚上灯火通明，警车吼叫不止，加之我们情绪激动，许多人夜间都难以入睡，只好求助于安眠药来维持有限的睡眠时间。时间过得很快，一周多时间转瞬即逝，代表团安顿下来了，我们便完成了任务，于是回到加拿大。
▒ 1972年3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主席萨利姆，提出香港和澳门不应列入范志敏宣言中的殖民地名单。
两个月后，即1972年1月，因纽约工人罢工，航线不通，国内信使不能到纽约，我又充当临时信使重返纽约。因为有重要文件在身，处境更加危险，我作了最坏的准备，好在最后平安到达。同初来时的忙乱情景已有所不同，这时的代表团一切都是那么紧张有序、从容和谐。
代表团的活动安排很紧，但还是专门派人陪我参观了联合国大会会场和安理会会议厅，走访了联合国秘书处大楼，游览了纽约的一些重要景点。我徜徉在纽约的唐人街上，看到街道两旁同时挂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拥护台湾当局的标语，真是泾渭分明。这就是当时纽约华人社会的政治现状。
代表团异常繁忙，我不便过多打扰，住了两天即辞别老领导和代表团的同事们，回到比较清静的加拿大首都渥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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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登上北美大陆，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来后不久，加拿大一家报纸登载了一幅漫画：一群中国人，头戴瓜皮帽，手摇“小红书”来到加拿大，题目是“中国人来了！”这幅漫画比较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加拿大政府对我国既想发展关系又保持警惕的心态。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对这一点有更深的体会。
▒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办公楼
建馆之初，我们在朱莉安娜公寓租用了两层楼，吃、住、办公都在这个有限的天地里，门厅日夜有加拿大门卫把守，客人来访，必须先通过门卫才能找到我们。显然，对我驻加使馆的对外交往活动加方是一清二楚的。
在附近街区，我商务处租用了一座独立的两层红色小楼，这座楼自然就成了我们经常集会和活动的场所。但是不久之后，我们却发现其中装有窃听装置。后来我们在贫民区买下了一座修道院，这是一座三层石砌建筑物。楼下还有一层地下室，旁边有一个大花园，后面靠河，前面是街道，除了街对面有几栋低矮的房子外，周围没有任何高大的建筑物。
房子买下来后，房主却以种种理由迟迟不肯交房。当我们最终搬进新馆舍后不久，又在房内发现不少窃听装置，甚至在大使会客室的门上也装有异常先进的窃听器。
此外，我大使馆从国外进口了一辆轿车，在海关停留期间也给装上了窃听器。我们对此感到又好气又好笑，不得不想各种办法防窃听，说话异常小心谨慎，有时不得不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我们自嘲地把自己比作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装聋作哑，有口难言。
加拿大政府对来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外交官有特殊规定，离开首都一定范围必须提前向加外交部申报。一年夏天，在蒙特利尔市举办“人与世界”大型国际展览会，世界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展馆，我们也专门开设了中国展馆，使馆的同志们要分期分批地去参观或工作。
有一次，一辆乘载数名使馆人员的面包车刚开出我使馆不久，加外交部就打来电话，查问为什么汽车内的乘客比申报的多出一人。后来我们发现，使馆对面的房子就是他们的一个观察点。
我们到其他城市出差办事，也都是隔墙有耳，处处有眼。一次，我同文化处的一位同事去某市出差，我们一进事先定好的旅馆房间，就听到了一种异样的声音，我们到处仔细寻查，很快在窗外的一角找到了一个窃听器。这是一个不太先进的装置，体积较大，有杂音，所以容易被发现，于是我们收缴了这个意外的“战利品”。
我们每到一个城市，无论车走到哪里，都有皇家骑警的便衣尾随在后。有时在华侨华裔朋友家做客，皇家便衣骑警的车就停在门口对面。对此，我们心中很是不安，担心我们的交往会给朋友招惹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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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登上北美大陆，在加拿大和美国人民中掀起了一股渴望了解新中国的“中国热”，每天都要收到美加各界人士索要新中国出版物的来信。美加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纷至沓来，找我们座谈，希望了解新中国的方方面面。
由于两国间长期隔绝，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少，甚至有许多误解，但是善良的人民是容易接受真理的，通过交谈和充分的讨论之后，他们无不满意而归，有的还成为中国人民坚定的朋友。
一批批的大学生、中学生和小学生为撰写关于中国的专题文章或报告，纷纷前往中国使馆座谈，还有不少学龄前儿童也敲门走进使馆来看一看我们这些“中国人长得到底是什么样”。
他们天真地直言，原来我们不是“头戴瓜皮帽，脑后拖着尾巴”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并请求我们允许把招待他们的中国糖果和点心拿点回去，和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或其他小朋友分享。他们回去一宣传，更多的孩子接踵而至。就这样，在建馆初期，我们经常接待这样的“不速之客”。
▒ 1973年，周恩来总理接见加拿大友好人士文幼章夫妇。图源：《新中国老外交官影像集》
接着，渥太华和外省市的学校和文化学术团体相继邀请我们去介绍新中国，出席有关新中国的文化学术活动。我这个主管公共关系和文化工作的使馆新闻秘书和发言人成了一个大忙人。
从1971年9月一直到1975年夏天，我在驻加使馆待了将近四年，也是在这迷人的枫叶之国，在北美这片热土上，开始了职业外交官的生涯。时间转瞬即逝，时至今日，每当我回想起这段日子，总感到格外的激动、充实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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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秘书工作》
作者 | 郭靖安（曾任中国驻加纳共和国大使）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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